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年, 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年, 农村改革与发展尤为显著。

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取消农业税, 从农村综合改革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无不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使农民、农业和农村工作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喜人局面。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推进农民职业化是一个关键点, 农村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发挥战略作用。

一、富裕农民、稳定农业、发展农村的关键是推进农民职业化与城市居民相比, 与我国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 农民在总体上还不富裕。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回报率相对较低, 缺乏必要的吸引力, 导致许多有本领的农民开始离开土地, 走向城市或转做他业, 这是农业不稳定的重大隐患。农业不稳, 农村发展就失去了前提性的基础要想富裕农民, 前提必须是从事农业生产有利可图, 增加农业的吸引力。而使从事农业生产有足够回报、农业有吸引力,其前提则是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实行规模化经营、走市场化道路。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实现规模化经营、走市场化道路问题, 说到底是农民职业化问题。传统的农民多是一种身份, 而不是职业。作为身份, 受传统户籍制度的约束, 农民只能终生限制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 无论他们是否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兴趣、志向和本领, 都必须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先定性是无法真正保证农业生产的高效率化的。作为职业, 在打破城乡户籍区隔的背景下, 从事农业生产是一种选择。这意味着不仅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可以选择农业生产, 就是城市人只要具备职业化的素质水平, 都可以参与农业生产竞争, 从而实现真正热爱农业、有发展农业能力的人从事农业生产, 实现农业发展的良性发展。

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为推进农民职业化提供了契机传统农民的命根子是土地。剥夺农民的土地就等于剥夺了农民的生存权。但从现代的视角看, 并不是所有的传统农民都是合格的农民, 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能促进农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悖论, 也是一个难题, 是“ 三农”问题的“ 牛鼻子”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土地流转制度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契机。

首先, 农民依然是土地承包的主体, 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承包权不变。这解决了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对土地的最根本依靠问题。其次, 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可以流转, 为传统农民可以不从事农业提供了保障。这解决了职业化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问题。

职业化农民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 他们可以是传统农民中农业生产能手, 也可以是城市里真正懂得农业科技、农产品市场的农业行家。土地流转可以让真正懂得农业生产的人从具有承包权的农民手中二次承包大量土地, 进行规模化经营, 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有利可图, 提升农业的内在吸引力。同时, 对于那些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传统农民, 可以从土地的二次承包中获得承包资金, 并利用这些资本从事农村工业、服务业生产, 如农产品加工、农业生产服务, 或者进城从事其他行业, 实现志愿和能力的最佳配置。

三、农村教育是推进农民职业化的知识和智力基础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 农村教育不只是地点的教育, 不只是发生在农村的教育, 而是一种功能的教育, 即为农村发展服务和农业发展服务的教育。为农服务的教育, 从地点上看既可以发生在农村, 也可以发生在城市, 两者都可以为农服务从对象上看既可以是生活在农村的传统农民, 也可以是生活在城市的人。对象的多元化为真正有志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提供了选择性的教育服务。

农村教育的核心要着眼于培养职业化的农民企业家。农民企业家对农村和农业发展具有不可限量的带动作用。如果能实现一村一名企业家, 那么就不仅可以带动农业的生产和发展,还可以带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职业化的农民企业家是农村教育的最伟大的老师, 这是重点。同时, 还要重视以农业生产为对象的专业培训机构或学校的发展, 让有志于农业生产的人真正有地方去学习。还要建立农民的专业行业组织, 建立横向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与机制.